从工业革命之后开始，大国冲突便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这既是丛林法则的具体体现，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从亚当·斯密开始，各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往永久和平的道路，那就是自由市场与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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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粉碎了这个存在于理论中的幻想。对其发生的原因，理论上存在巨大的分歧。例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提出各国不会自觉、自愿地提供确保国际经济体系稳定的“公共成本”。这才是国际社会总是动荡不安的原因。

发生在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便起源于美国在一战后取代了英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却不愿承担全球公共用品的责任。而英国在当时虽仍是政治上全球领导者，但是经济上已力不从心。

谁来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公共成本”，一直是一个国际难题。因为在新旧大国交替之际，没有经济能力又不愿让步的老牌大国和有经济能力但还没有政治手段领导这个世界的国家，都不愿意承担全球公共用品成本。

WWI的公共资源

1914年萨拉热窝行刺事件爆发，整个欧洲急剧衰落。而此时的美国，则已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但是美国却不愿意干涉欧洲事务，迟迟不加入一战。于是，出于避险理由，随着欧洲战事的深入，各国越来越多黄金流入美国，从而使美国在一战期间很快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而这对原有英镑体系下的国际汇率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1922年，各国齐集意大利热那亚，试图重建全球汇率体系。此时战后的欧洲国家己经失去了领导世界的能力，所以如果要重建全球汇率体系，就必须充分利用美国黄金储备的优势，联合英法两国共建才有可能。但不幸的是，因为英国仍试图维持它帝国地位，所以要求将英镑与黄金的汇率维持在战前的水平，于是便将美国在重建的汇率体系中最大限度的边缘化。

但当时英国的黄金储备及经济能力，己无法维持原有的汇率，所以高估的英镑直接导致了一战战后英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同样在巴黎和会上，美国试图联合英法重建国际政治秩序。所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原则”，呼吁列强让殖民地民族自决，消除贸易壁垒，以及建立国联。但由于美国国会以威尔逊总统违反“孤立主义”外交传统为由，否决了《凡尔赛和约》。所以，结果由英法主宰了一战后国际秩序。而英法的共同目标是严惩德国。

在和会上担任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的凯恩斯，强烈反对过度制裁德国。他预言英法对德国的过度制裁，必然导致德国经济崩溃、民族情绪泛滥，或引发报复。而且由于一战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并能够领导新的国际秩序以及承担相应的公共用品费用，所以一战后的国际局势从一开始便不可逆转地恶化。在整个20年代，混乱的国际秩序，导致欧洲经济复苏缓慢，美国经济也因此在“咆哮的二十年代”最后一年，爆发了大危机。

WWII改变的主权

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重伤了美国及欧洲经济，也击溃了全球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骤降66%至1933年的15亿美元，而出口额则从54亿美元骤降61%至21亿美元。1929－1934年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所以最终使凯恩斯一语成谶，德国纳粹党登台之后，便挑起了一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二战后，英法先后被严重边缘化，美国开始领导当时的世界，才重建了新的国际秩序，成为了新的国际秩序的缔造者以及公共用品费用的负担者。除中国和苏东集团之外，西欧乃至全球其它国家，都是美国主导的这一秩序的受益者。尽管当时的世界依然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中，但是美国及西欧还是持续了25年的经济增长。直到1971年，作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布雷顿森林体系却崩溃了。

对此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中用一个悖论才作出最合理的解释。特里芬认为，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必须不断地向国际市场输出，这会持续加大美国的贸易逆差；而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又会破坏美元的稳定性——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信用。美国不能既出口美元又出口商品，所以二战后终结大国秩序的并非新的大国崛起，而是经济全球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以大国实力为核心的人为秩序，所以必须由美国负责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而成员国则要负责维持本币与美元的固定价格。二战后迅速发展的全球化，冲击了这一体系，各国的汇率再也无法服从权力与国家，被迫交给国际市场的自由竞争来决定。所以，市场主权开始挑战了国家主权。

主权国家的反噬

经济全球化是国家主权不断对外让渡的过程，如今，很多开放经济体，如美国、新加坡、欧盟，已经对外让渡了关税、财政、货币、能源政策等核心主权。这是市场主权对国家权力的削弱，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正当的法理性去维持一个超越国界的经济体。所以在当今蜂巢时代，一个开放型的国家，对另外一个开放型的国家发动战争，既缺乏足够的动力，又缺乏统筹一切的权力条件。

由于国家主权被市场主权削弱是不可逆的趋势，所以同时也决定了国家间的冲突，不再主要以战争的方式进行，而以警察化的方式发生。

当然如果让渡出去的国家主权，并没有形成高效的国际组织与秩序，那么一旦系统性危机爆发，如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国家主权必会努力反噬市场主权，通过扩张法币，自我保护的方式开启逆全球化模式。

在新冠疫情蔓延后，市场主权及经济全球化削弱了国家主权国家，例如美国及欧洲国家，都己无法使用国家力量抗疫，当然这并不是国家政体及经济全球化的问题，而是国际治理失败的结果。

蜂巢时代的悖论

蜂巢时代的一系列国际冲突，表面上看是国家行为，实质上是不公平的全球化秩序的获益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冲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已使少数人成为了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主要由跨国公司、金融巨头、科技巨头组成，他们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又扭曲了经济全球化。他们建立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比如允许资本全球流动、跨国投资、海外避税，同时又使用国家主权限制劳动流动，例如借助国家主权势力建立市场壁垒，享受垄断红利。

全球化后这些既得利益群体，成为了不容易被监管的国际势力，于是他们同时享受了全球化和国家主权两种制度的好处，法币扩张红利、国际避税红利及行政垄断红利，而其他人则成为这两种制度合力导致的高房价、高债务及高失业的受害者。

当今国际秩序的公共费用要比二战前高得多，世界和平、自由贸易、金融稳定、环境保护、传染病防治、贫困救助、知识产权保护等国际公共用品极为庞大。

那么，美国和中国到底谁愿意承担它所需要的费用呢？

所以，在蜂巢时代，大国冲突是扭曲的国际秩序下的利益冲突。如今的全球化是扭曲的，所以国家主义干预及不公平的国际秩序，将会置全球于动荡与危险之中。在蜂巢时代从国家主权到全球化市场主权，仍只是一个充满谎言、假象以及不断制造噪音与冲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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